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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度GDP可能超9到100轴套

2022-08-30 21:54:21

四季度GDP可能超9%到10%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预计于12月初前后在北京举行,回顾一年得失并部署2010年经济工作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严重冲击,党中央、国务院于2008年11月5日出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

一年之后,这个一揽子计划政策效应初步显现。2009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达到7.7%,“全年‘保八’增长毫无悬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认为,“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抵御各种冲击的能力已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今年实现8%甚至更高的GDP增长,“应该说我们的刺激计划是成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当然,我们不能只看这个指标,也不是说它里面没有潜伏的问题。”

比如结构调整总体进展不快,不少领域产能过剩、重复建设仍很突出,有的甚至还在加剧以及过度依赖投资拉动、正在积累的通胀预期等问题,考验着回升基础尚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的中国经济。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预计于12月初前后在北京举行,回顾一年得失并部署2010年经济工作。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如何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引导产业健康发展,沉着应对通胀预期,增强后劲再上台阶,成为中国经济要继续破解的课题。对此,本刊特地采访部分经济专家研判中国经济宏观政策新走向。

宏观调控水平进一步提高

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包括四万亿的巨大投资计划出台后,紧接着实施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刘迎秋认为,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非常及时,也符合中国实际情况。“对于克服金融危机的冲击产生了积极作用。促成了2009年GDP上半年7.1、第三季度8.9的可观增速,估计第四季度可能会超过9%甚至达到10%”。

“第四季度GDP增速如果超过10%的话,全年GDP增长将达到8.3或是8.5。如果没有超过10%,全年GDP增长率8.1、8.2的可能性比较大”,刘迎秋预计。

除了对经济增速的刺激拉动,对一些行业进行的短期对策性部署外,“一揽子计划也包括对一些产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安排,既注意到了制造业,也注意到了其他产业的配合;既注意到了国内市场,也充分考虑到了国际市场的开发”。刘迎秋认为,“四万亿投资主要集中在铁路、公路、交通等基础设施方面,并增加了对企业的创新基金投入,这些都带有长远的投资性。”

“四万亿的投资计划体现为一个宽松的财政制度”,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教授认为,“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拉动了投资需求,使得今年以来我们的固定投资增长率在33%以上,这是历史的一个高位水平,使得在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中国经济走出低谷,从今年3月份开始走上一个上扬的通道,实现了强劲增长。”

“国际金融危机打击显现之后,党中央、国务院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的出台速度非常快。”长期致力于宏观经济研究的张立群认为,“中国经济在这么严重的打击下,一年来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下调,除了中国自身支持经济发展的条件非常好之外,是政府的宏观调控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进一步提高”。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出现过多次起伏,有的起伏幅度是比较大的。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起伏,GDP增长最低点有时降到5%以下,“但是这一次,经济增长回调,如果今年保八成功,意味着它是高于8%的”。在这个基础上,张立群分析,明年经济增长有望达到9.5%左右,“这次回调底部明显提高了”。

产能过剩和通胀预期双重压力

一揽子计划实施一周年后,企业生产经营困难有所缓解,全年“保八”几无悬念,但当前经济中存在结构调整总体进展不快等突出问题。对此,杨瑞龙认为,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产能过剩的问题比较突出。“今后来看,调结构还是比较重大的问题”。在杨瑞龙看来,调结构是一个涉及到经济增长的分量和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中国经济的复苏基础还不太坚固。

目前,从各地的投资方向看,不仅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仍在盲目扩张,风电设备、多晶硅等新兴产业也出现了重复建设倾向。一些地区的投资冲动又有乘4万亿刺激计划之机而再度升温的趋势。

本刊在地方调研发现,一些县市表示憋了好久的“上项目”需求终于有了出口,对项目几乎来者不拒,也没有时间充分论证、科学规划,就心急火燎地大干快上。由此导致的违法、违规审批,未批先建、边批边建的现象又有所抬头。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速显著超越了GDP增速”,杨瑞龙指出,“四万亿投资计划通过货币政策得到一个比较充分的体现,表现在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速上,已经连续保持在28%到29%这样一个水平。”

客观来看,高速的广义货币投放量有效地刺激了经济计划的实施,也实现了通货紧缩的逆转,但是另一方面也对之后的通胀产生了预期。在全球流动性条件总体十分宽松,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高,国内货币增长较快,消费和投资需求明显回升的情况下,“通胀压力到第四季度会显著增长”,杨瑞龙认为。

除此而外,“国际热钱再次涌入,以楼市和股市为代表的资产价格依然维持高位运行,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也使得通胀预期大大增加”。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监测中心刘满平认为,尽管CPI、PPI已连续几个月负数运行,很大一部分产品处于产能过剩状态,从传统的通胀定义和成因上分析,短期内发生通胀的可能性不大,但对于通胀预期应该未雨绸缪。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来看,杨瑞龙认为还不平衡。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从目前来看主要是投资,90%以上来自投资拉动贡献,而且主要是政府投资,三驾马车中的外贸对GDP还是一个负的贡献率,消费需求这一驾马车虽有明显上扬,不过要实现替代外需还有很长的距离。

从投资的方向来看,以“前一段时间的土地拍卖大都被大型国有企业以很高的价格拿走”为例,刘迎秋认为,这一方面表明,在4万亿的投资计划中,给大企业的贷款多了一点,另一个值得重视的是,中国的房地产业特别是商品房的价格在老百姓的收入还没有足够高的时候,价格却畸高,可能会导致劳动者的收入和他的支付能力之间矛盾的加深。

“而且,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应该更多地依靠实体经济,而不能倚重房地产业”,受访的专家认为。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对于部分行业出现的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如不及时加以调控和引导,“不仅严重影响国家扩大内需一揽子计划的实施效果和来之不易的企稳向好的形势,而且将错失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市场形势推动结构调整的历史机遇”,受访专家表示。

破解压力有赖于改革

对于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实行一年,有关“退出政策”和是否会发生通货膨胀的担心,刘迎秋认为,“有点过早,不应该过于超前地造成心理恐慌和政策调整预期”。

在他看来,目前物价并没有正增长,即使明年上半年物价上涨3%,也不意味着通货膨胀。物价低的时候,政策应以宽松偏中性转移,而不是宽松向紧缩转移。即使物价增长达到3%到6%之间,也还是应选择中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而不应该紧缩。

“总体来说,政策的取向不要有大的调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稳定不变,是非常正确的”,刘迎秋认为。

杨瑞龙则建议在货币政策的结构上进行一些调整,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方面进行调整。“目前来看,对于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发展,货币政策上还是有待努力的”。他强调,“货币政策既要有效地保证经济的增长速度,也要能够对未来的通胀有足够的警惕,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

多位受访专家建议,围绕控制盲目投资和产能过剩、行业垄断限制竞争和活力、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领域存在严重差距、缺乏核心技术和高端竞争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等深层次体制问题,需要抓紧研究分析解决之道。

对于一揽子刺激计划应该怎么发展,下一步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是什么,刘迎秋表示,政府的财政投入还应当继续进行。“有人认为政府的投入对民间投资有挤出效应,应该撤出了”,刘迎秋认为,“这是不准确的。到目前为止,物价还是负增长,这就意味着整个社会需求还存在着不足。而物价负增长里面投资品的价格也在下降,生产资料的价格在下降,这说明生产的需求也有不足,不仅消费需求不足,生产的消费需求或者投资需求也存在着不足。”

而要解决需求的问题,刘迎秋建议从五方面着力:

第一是4万亿投资里面作结构调整。由原来的着力于投资“铁公基”这样的基础领域,即着力于长远发展的基本建设,转向技术改造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换句话说就是企业的生产技术、生产工艺的改造,以及产业转型所需的一些资金的投入。这是一个很大的投入。

第二个由原来重点扶持大企业转向扶植中小企业。扶持的方式不是直接投资给企业搞生产,而是采用杠杆的方式。比如建立技术改造基金,中小企业如果进行技术改造,财政给予相应的补贴。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方式也可作进一步调整。财政不是把钱直接给企业,而是给银行。企业如想向银行贷款以进行技术改造或者产品更新,贷款的利息财政进行补贴。

第三就是财政收入分配和再分配。针对低收入阶层进行转移支付补贴。目前来看,这方面的补贴机制有待完善。

第四,加大对带有职业性和技术性的应用型教育的财力支持。

第五,面向未来的发展要着力发展更多的服务业,加强对服务业发展的政策资金支持。

杨瑞龙也赞同“在保持投资对经济拉动作用的条件下,考虑投资方向的变化,加强对那些未来极有增长率的一些产业,比如服务业、高新技术等的投资”。

“年初是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增长,现在应该在保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调结构”,杨瑞龙指出,“对产能过剩问题要有足够重视,不能大量的投资投到产能过剩的产业当中,为下一阶段的结构调整增加成本。”

对于投资的主体,杨瑞龙认为,从现在来看,民营投资和外商投资的增长率还不是太高,下一步要努力创造更好的环境来启动这些民间投资。

在杨瑞龙看来,当前经济问题中关键的环节无论促内需还是调结构都依赖于改革,“促内需的关键还是要有消费需求,而消费需求背后是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改革要考虑怎样提高老百姓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问题,这些都能促进消费需求;调结构的问题是一个增长方式的问题,增长方式的转变又是改革的问题,所以改革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大”。

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朱佳木在采访中也强调:内需起不来,还是一个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问题,应该下更大的决心投入更多的资金,尽快把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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