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论大国企集体性崛起0电机阀

胡鞍钢论大国企集体性崛起

在对《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深入研究之后，著名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发现美、英、日、德等发达国家的世界500强企业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减少。像美国，其拥有的500强企业已从1975年的241家下降到2007年的162家，日本则由1995年的147家减少到2007年的67家。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大中国地区进入500强的企业却有增无减：1990年只有1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2007年则达到30家之多。

如何看待改革开放30年中的国有企业以及其未来，本报记者在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对胡鞍钢进行了专访。

集体性崛起的秘密

《21世纪》：作为国情专家，你对30年国企改革有一个怎样的判断？

胡鞍钢：我认为国企改革最大的红利就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集体性崛起。这也是我对30年国企改革的一个基本判断。

这个崛起的标准是什么呢？我选了两个，一个是进入《财富》500强；一个是进入同行业的前列，确切地说就是该行业的世界前10名。

2007年进入《财富》500强的中国企业已经达到30家。之前我有一个预计，2005年达到15家，2010年有20家进入，2020年达到30家以上，但提前两年，2007年就实现了，现在看到2020年至少会有50家企业进入500强。

我说的30家中国企业也包括台湾和香港地区，为什么呢？我一调查发现他们在大陆全有投资，也就是说他们的成长和在大陆的发展密不可分。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以国企为代表的中国的崛起已不可逆转。

《21世纪》：也就是说进入《财富》500强可以作为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节点？

胡鞍钢：对，这可以作为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成就。中国的国企改革可以说是九死一生，1978年改革开放时中国没有一家可称为现代企业意义上的企业。而改革过程又历尽艰难险阻。过去有句话，叫“不改是等死，改革是找死”。

现在看，则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当然，中国的国企将来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实际上我最近连续去了一些企业，我发现他们的技术、设备都是世界第一流的，而且企业质量相当高。我统计了一下，他们在销售收入、利润率方面大大超过500强的平均水平。

我认为评价一家企业不要看经济学家怎么说，外人怎么说，关键是要看同行怎么说，尤其是国外同行对中国企业怎么说。可以说，看中石油就要看BP怎么说。实际上，他们的评价相当高。

《21世纪》：那么在你看来，国企集体性崛起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胡鞍钢：我认为有这么几点。

一是后发优势和对先进国家优秀企业的超越。实际上当我们的企业获得自主地位时，它表现出来的活力令人震惊；

二是开放，当你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拿来时你已经站在巨人的肩上；

第三则是中国的人口。这里面有两层含义，一是人多人才就多，优秀的人才和总人口是成正比例的；再一个就是中国庞大的人口群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市场，你在中国把企业做大了自然就是世界性的。

《21世纪》：这显然也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

胡鞍钢：事实证明中国经济加速主要来自“新五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国际化和市场化”。这个提法最早是2005年10月“十五规划”做出的。当时称之为“新四化”，后来我讲课时又加了一条。后来胡锦涛总书记“625讲话”和“十七大报告”都强调了这个“新四化”。

这五个动力是相互作用，互为需求的，而且是全面发动，我现在担心不是踩油门，而是要踩点刹车，进行一下协调。现在看，“五化”越来越加速，越来越明显。

中国经济这种加速发展的内在动力，也就必然催生一批世界级的企业。

国家战略与改革借鉴

《21世纪》：国家对国有企业战略布局的调整成为目前国企改革一个突出的外部问题。国家战略布局的重点是国家安全、自然垄断领域和资源性行业的布局，对这样一个战略调整你怎么看？是否会引发对市场化的担忧？

胡鞍钢：中国的国情要求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具备两大特征。一是中国的政治文化要求中国必须走自主性的道路，这样一种自主性决定了中国必然发展国有企业，作为后发国家，依靠私营企业很难赶上发达国家。

第二个是中国同时具备东方国家的特征。东方国家的特点决定了它对国家安全比较重视。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战后日本和德国都是追赶者变超越者的案例。日本就把技术问题视为国家安全问题，花费几百亿收买全世界的技术，当然它的收益也是上千亿。结果搞得美国对日本就很紧张。相反，美国从来没有认为德国是其潜在的竞争对手，德国即便处在当时周边敌对的环境中更关注的也是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

中日两国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强调大，这也是东方国家催生大企业集团的独特之处。

对我们来讲，应该坚持的是以自主性开发走向开放，也就是以自主性与开放性相结合。要防止将自主性演变为技术民族主义。

《21世纪》：谈到中日的共同特征，现在有一种担心，就是日本“失去的十年”是否有一天在中国企业身上出现？

胡鞍钢：我认为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国企一定要发展成灵活、具有高度适应性的自主企业。

我最近去过的一些企业，发现他们在这方面做得很不错，多少亿的投资都是企业自己做决策，根本没有国家投资。像宝钢、中石油(10.17,0.00,0.00%,吧)、中石化这些企业他们一些技术攻关项目一出手几乎是过去科技部一个项目的上百倍。现在清华大学有80%的项目是企业给的研究项目，这些都要签合同，完全是企业化运作。

《21世纪》：国企改革30年中你认为是否有失误之处？

胡鞍钢：最大的失误就是在一段时间中走得过快。因为中国走的是一条渐进式改革的道路，这样一条道路就是要保证所有人都是赢家。

但1997年以后，国企改革“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八字方针我认为出招太狠，将所有人都是赢家变成了一部分人甚至是少数人成为赢家，而大多数工人、尤其那些工作几十年曾经转战南北的老工人成为输家，受到第二次伤害。

像中石油、中石化为了上市，大规模裁员，才裁出一个“大庆事件”。现在中石油又碰到这个问题了，现在又在大规模招人，比过去裁员时招得人还多，但它已经伤害了许多人，这些人可是当年的功臣，吃水还不忘挖井人呢，你不能过河拆桥。

实际上，中石油、中石化还不是裁员最多的，最多的是轻纺工业，光上海砸锭就不止几十万人下岗。有一个统计，那几年前后算下来下岗分流人数达6000万。好在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

我的主要论点就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是“就业比吃饭问题还重要”。中国的劳动力占到总人口的1/4，没有就业就不会有收入，没有收入也就不会有消费支出。

当时持不同意见的没几个人，陈淮一个，蔡昉算一个，能站出来讲话很不容易，因为每个人都有机会成本的，我也挺佩服他们。当时提出来确实需要勇气，实际上在常委们中间也有不同意见。

后来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提出：中国改革的成功应该是创造就业。

回过头来看，这些失误告诉我们做决策要多听听不同意见，尤其是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假如当时多听一听那些下岗工人的意见，结果可能会好很多。

实际上，在中国激进主义很多时候一直占上风。1949年以前不用说了，之后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如此。

《21世纪》：在你看来渐进式改革让中国在过去30年中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最大化的成功？

胡鞍钢：你知道一汽在向东欧前苏联出口大解放。我去年3月到一汽去碰到俄罗斯来的工程师，他们感慨万千。他们的工程师就说，除了一些资源性像石油这样的企业，俄罗斯的工业体系全瘫痪了。原先他们的汽车工业也很发达，现在只能进口。

俄罗斯当年全部私有化，导致列宁称之为的“国家脊梁”的国有企业都没有了。中国则是“抓大放小”，保证了国家安全的完整性。

实际上，在南北竞争的背景下，在西方国家独占、主导、垄断的前提下，你只能培养自己的500强航母，而不是摧毁它。我们自己的老国有企业可能因为老体制生锈了，你可以给它除除锈，改革机制，卸掉包袱，让它向新型企业转变，但绝对不能把它变成私营企业。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国家脊梁真正培养起来。

令人欣慰的是，现在这种状况已经彻底不可逆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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